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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凤山:艺坛沧桑

时间:2004-01-19 15:12来源:84年版《文史资料选编》第 作者:高凤山 点击:
  

 

 

 

 

    一些文艺界的老朋友,有时碰在一起,免不了要念叨过去走过的路;我的一些学生,也常让我讲讲自己的学艺生活。说实在的,有时我很愿意讲,有时又不愿意讲。因为一回顾往事,想想几十年坎坷的人生和曲折的艺术道路,常常使我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一、逼上艺坛

    我是在旧社会的苦水里泡大的。生活的折磨把我逼上了艺坛。

    十年九灾的三河县

    出北京城往东,走七八十里地,过了运河便到河北省三河县。我的老家就在那里。打从记事时起,我没过过安稳日子。兵荒马乱,十年九灾,常有成群结队的穷人外出逃荒,有的要饭,有的当短工,还有些妇女进城给富人家当奶妈子,或者做使唤丫头。逃不出去的穷人,就吃树叶、树皮、树根活命。
    我生在1921年农历五月二十日。我们村叫沈庄子,是个有名的苦窝。因为家里太穷,父亲养不起一家老小,便跑到北京城里收卖破烂儿。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哥哥、姐姐和我)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在家里挣扎着过日子。我3岁那年,遇上大旱,旱情引起虫灾,蝗虫把庄稼全吃光了。一家人饿得面黄肌瘦,母亲整天为生活犯愁。这时,又突然发生不幸,我的14岁的姐姐失踪了,几天几夜没有音信,哪里也找不到。后来听说是让人贩子拐跑了。母亲一听,如同当头一声霹雳,当时就急疯了,呼儿唤女,满街乱跑。这一来,家屋里像塌了顶,没着没落,一下子散了架。正给别人家当短工的哥哥虽已十七八岁了,可也没一点办法。村里的好心人就往北京捎信,把父亲找了回来。
    父亲遇到这样的不幸,能有什么办法?给疯子治病,没钱;给一家老小饭吃,没粮;更为女儿的被拐骗而伤心。母亲的疯病一天天加重,本来就虚弱亏损的身体哪经得起这样的折磨,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人世。父亲看看在家乡没什么生活出路,便带着一家老小流浪到北京城。那时,我刚刚4岁。

    地狱一般的金鱼池

    那时候,北京不是劳动人民的天堂,日子不好混啊!
    我们一来到北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哪里立足?偌大的北京城,对于手无分文的穷人来说,是不易找到安身之地的。在这里,我们倒是有一个远房亲戚。投奔他吧,他家里也是人口多、房子小,又无余粮余钱。我们前去,根本不可久留。找来找去,租到了崇文门外金鱼池大街123号院里的一间小房子,房子破旧潮湿,每月五毛钱房租,总算有了个立足的地方。
    金鱼池大街,猛一听名字挺响亮。可这里却是北京城里最脏最穷的地方,就是龙须沟一带。一条街到处是臭沟、垃圾堆;离不远就是乱葬岗子,还有一个骨头场。一到夏秋,臭泥水里,到处爬着骨头虫、长尾巴蛆。人吃的水和臭沟连在一起,要多脏有多脏;住在这里,跟进了地狱差不多。
    日子再艰难,也要活下去。经人介绍,哥哥进了丹凤火柴厂。开始学装火柴,而后当学徒,出徒后当了正式工,每月能挣三块半钱,勉强可以糊口。父亲又担起了挑子,沿街打鼓收破烂儿,到晚上赶“鬼市”卖破烂儿。后来本钱赔光了,就贩卖盆碗。我有时跟在父亲的担子后面,听父亲打鼓吆喝,看大人做生意;有时背起小筐,捡煤核儿,捡破烂儿,人家便叫我“捡钩货的”。四五岁的孩子,肚子容易饿,我在沟沿道旁捡香蕉皮、白薯皮,放进嘴里,嚼巴嚼巴就咽了。父亲看见,心里更不是滋味。后来,父亲托人说合,把我送到对门儿一家作坊里,跟人家学打剃头刀。从此,我开始了繁重的学徒生活。
    那时,我的个子只有打铁炉那么高,每天一大早就爬起来给炉子生火。作坊里用的都是次煤或乏煤,火很难生,烟熏火燎,呛得鼻涕眼泪都流出来。作坊的掌柜整天让我拉风箱,瘦胳膊细腿,拉一只大风箱,实在吃力,常常干到深夜十一二点钟。一天干下来,腰酸背疼,浑身像散了架一样。干这么重的活儿,每天只吃两顿玉米面“煮小饼”,就是把玉米面合成软面块,捏成小饼,放进开水锅里,搁点菜,连汤带水,吃上两碗。每月的初一、十五,才能吃上一顿面条。
    我们全家在苦水里挣扎着过日子。万没想到,不幸的遭遇又接二连三降落到我家。一两年间,因为劳累过度,连病带饿,我哥哥、父亲,还有老奶奶,都先后去世了。我再没有一个亲人,眼睁睁成了一个可怜的孤儿。
    亲人们没有给我留下一分钱,要想活下去,只有靠自己找出路。在旧社会,要想在生活的道路上往前挪动一步,不知要付出多少代价。学打剃头刀那样繁重紧张的劳动,我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哪能吃得消!干了不到半年,我就向别人央求去学织带子。这种活儿虽说不像拉风箱打铁那样繁重,可没想到却碰着一个厉害的师傅,我稍有闪失,便招来一顿毒打。没有亲人,整天在打骂中过日子,实在让人无法忍受。没过多久,我又找到一个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工作--给妓女梳头。在唐洗泊街一带有一些妓院,我天天拿着梳头包给妓女梳头。这哪是一个孩子所能干得了的?感到实在别扭、乏味。我一气之下,撂下手中的梳子,便逃跑了。可是,一天不干活,挣不来钱,肚子里就饿得咕咕乱叫。我一咬牙,把自个儿的全部家当--一床破被褥,扛到当铺,当了两块钱。当天我就买了两条洋面口袋、一个筐子,来到前门外果子市,买了点花生、瓜子,在天桥摆起了小摊子。
    从此,我就跟天桥打交道了。以前,我住在金鱼池大街,离天桥不远,也常到这里来,但不像眼下,开始在天桥这个大世界里混饭吃了。摆起瓜子摊,一天只能挣几毛钱。晚上收摊以后,就住在山涧口穿堂院的一家火房小店里。这家小店挺特别,专门收留小孩,所以又叫“小孩店”。客房是一间大屋子,没有被褥,屋里生一个大火炉子,由客人出去捡煤生火,房钱比较便宜。我就是这样对付着过日子。有一天,我摆好小摊,要上厕所小解,把东西托付给一个比我大点的小孩照看着。也是我年幼无知,轻信别人,当我从厕所回来时,连钱带东西,全都让他拐走了。我急得哭天叫地,但毫无用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从此,我彻底“破产了”。
    手里没钱,不能住客店了,我成了流浪儿。我每天到街上伸出小手向人家乞讨;有时捡烟头卖点钱;有钱人家办丧事,我也去打“执事”,挣几个小钱,吃几口残汤剩饭。一到寒冬腊月,冻得实在没办法,晚上就躲到前门大街“都一处”饭馆房檐下去趴炉膛,借炉灶的余温取暖。有时,炉灶里有火,把头发都烧焦了。向人家讨饭要钱,还得磕头,时间一久,头上就磕出了“茧子”,头发磨掉了一片。有时饿得没法,就到果子市捡烂水果吃,甚至把瓜子皮、花生壳都塞进嘴里充饥。有时碰到警察,说我们扰乱社会治安,扬言要抓去关起来。
    流浪儿的生活,使我吃尽了旧社会的苦头。

    师傅是天桥一“怪”

    那时候,因为我的年龄还小,虽说过着流浪生活,可总是离不开天桥。有时给人家打执事,也会走到北城去,可完了事就赶忙回到天桥来。一方面,这里环境熟,拣点吃的,要几个小钱,觉着方便些,心里不犯怵;另一方面,天桥是个“五方杂地”,游艺杂耍儿,说书唱戏,对我的吸引力可大啦。孩子终归是孩子,我专门爱串天桥的说书场、游艺棚。一来是这里能捡到烟头,好卖钱;二来是进到哪个场子里,都能听两句,看几眼。什么打把式的,唱戏的,拉洋片的,说大鼓书的,演滑稽二簧的,一来二去,天长日久,我耳朵里灌了很多,记住了不少唱词。我心里慢慢萌发了一个念头:自己能不能学点这种本事?
    以前,我几次学徒,都没学成,是我脑子笨吗?我不承认。我觉得自己很聪明,要不然我怎么听一两遍就能记住好多唱词呢?我是真爱这一行呀!我能学什么呢?虽然我只有六七岁的小小年纪,心里倒有很精细的盘算。武术、京戏、梆子,虽说好看好听,可学起来还得有行头(戏装)、锣鼓之类,自己买不起。学变戏法吧,还得买家伙(道具),哪有那份钱?看起来学说数来宝最合适,形式简单,只要两块竹板,唱出来字字清楚,听着也入耳。再说,真能学会几段数来宝,能卖唱,还能认识好多艺人,再进戏园子里捡烟头也方便多了。
    要说学唱数来宝,我心里早就有了目标。有一位在天桥很有名气的艺人叫曹德奎,因为他脸上有麻子,别人都叫他“曹麻子”。他的滑稽数来宝说得非常精彩,是民国以后的“天桥八大怪”之一。他卖艺时的化妆很特别,本来他的脑袋长得挺怪,在后脑勺上又梳一个朝天小辫,辫梢上拴着“铜铃铛”,眉毛一挑,脑袋一晃,带动小铜铃叮当乱响;脸上抹了大白(白灰),样子实在逗人,真是怪人怪相。演唱时,手里举着合扇(俗称牛胯骨),扇边上坠着十三个小铃铛(俗称十三太保),“哗楞哗楞”作响。他一条腿半跪着,晃动合扇,特别招惹观众。他唱的有许多新词,不带脏字,没有“荤口”,雅俗共赏,人人爱听。我就是被他的演唱艺术所吸引而入迷的。
    一天,我又来到曹麻子的演出场地上捡烟头,没捡几个,就被他的演唱吸引住了,入神地听起来。天快黑了,该收场了,人都走散了,可我还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曹麻子有点纳闷,就问:“小孩儿,天黑了,怎么还不赶快回家?”我听了先是一愣,脸也红了,低下头回答:“我没有家。师傅,您,您收我当个徒弟吧!”曹德奎一听,也是一惊。他问我的家世,我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说了一遍,曹德奎听得眼圈都红了。他说:“好吧!我也没有家,也是孤身一人,就住在山涧口穿堂院的客店里。你要跟我学徒,我管你吃、穿、住。以后要是挣了钱,都归我。”我一听,非常高兴,忙说“行!行!”那时要学徒都得立字据,我们却没有立什么字据,也没有讲别的条件,我就拜师学艺了。那年,我刚刚7岁。

    垃圾堆上练本事

    那时候学艺,可不像现在的青少年考上艺术学校,条件这么好。当时那个苦我可吃够了。一大早起来,先得背着个小筐出去捡煤核儿;回来就生炉子,烧水,伺候师傅起床;接着赶紧去给师傅买早点,热菜;自己呢,能吃口凉窝头,喝口剩菜汤就不错了。就这样,我也很满足,这比到处流浪,向人讨饭吃强多了。吃罢早饭,就得给师傅背上家伙(里边包着演出用的牛胯骨等道具)去“上早儿”(早场演出)。下午还有一场,叫“上晚儿”,或者叫“上板凳头儿”。白天在场地上演完两场,晚上还得串巷子,到妓院里卖唱,为的是多挣几个钱。一天演出三场,这叫一天“三开箱”。要不然,吃不饱肚子啊!
    要说学艺,师傅并没有专门教过我,更不像现在的青少年学艺,还给上文化课、专业课,教形体动作,练唱,排戏等等。师傅对我的学艺,并不放在心上,只是让我每天给他干活,使唤我。我主要是在师傅演出时,在旁边听、看,慢慢铭记在心里。我特别用心,加上心眼灵,师傅唱的段子,我一听就记住了。但是,我的真功夫,却是靠自己下苦功练出来的。
    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哪有时间去练功呢?我就利用早上出去捡煤核儿的工夫练。每天,东方一闪亮,我就起来,背上小筐,腰里悄悄掖副竹板,奔垃圾站了。我知道,要学数来宝,必先学会打板,要学会打板可也不容易,就得靠苦练。在客店里不能练,整天“呱哒、呱哒”的,不光店主不允许,客人也不答应。到哪儿练呢?我琢磨来琢磨去,垃圾堆上最合适。早上一出来捡煤核儿,蹲在垃圾堆旁,两手拿着竹板(左手拿的叫“节子”,由五块小竹板并连在一起;右手拿的叫“板”,是两块大竹板连在一起),一边扒拉着找煤核儿,一边练习打板。一开始,可别扭啦,顾了打板,忘了捡煤,顾了捡煤,又忘了打板。可练得久了,也就配合自如了;而且左右手的动作也能分开了(即左手“节子”右手“板”)。然后,加上嘴里念词,三样事同时进行,这叫捡煤、打板、背词三不误。平时走路,嘴里也哼哼唧唧,两手比比划划,到处成了我的“练功棚”。天长日久,竹板会打了,唱词记熟了,也没有耽误捡煤核儿。我一练起来,兴趣特别大,劲头格外足,忘掉了疲劳,煤核儿反倒捡得更多了。
    就这样,在垃圾堆上练出了本事,也养成了我独特的练功习惯。自我有些小名气之后,直到现在,我也很少在家或练功棚里排练新段子,多半是一边走路,一边练习,有时是一边骑车,一边背词,这样觉得效果特别好。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锻炼意志,越能学到真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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