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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艺经过

时间:2004-01-19 16:05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李润杰 点击:
  

 

一 童年学艺

    我的童年是在贫寒饥饿痛若中度过的。不过在痛苦中也能找到几分快乐。这几分快乐就是农村民间艺术给我的、我从五六岁便开始热爱和学习农村民间艺术,虽然当时只是天真稚气的玩耍,却为我一生投身曲艺事业扎下了根。

    小小吹鼓手

    武清县的县城南关五里有个大桃园村,是我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听老人说,我们老李家是从燕王扫北时迁移过来的,这样算也有几百年了。我们家多少辈儿都是受苦的庄稼人。到我爷爷这辈儿,不知为什么哥儿四个都对农村的民间艺术有研究,水平都够高,可算是民间音乐家了。尤其是我四爷和三爷,笙、管、笛、萧无所不能,在武演县方圆百里都有名。我父亲受他们的影响,从小就会吹唢呐。不能算音乐家也是个有名的吹鼓手。每逢过年过节,或有的人家操办红、白喜事,都邀请他集合一帮同行吹打起来。最热闹的时候,两伙儿人对吹,那真有点比赛竞争的意思。我刚刚记事儿时,就是爸爸最忠实的听众了。他到哪出去演奏我都跟着。爸爸在家练习时,我在旁边听。七岁时,他吹的曲子,我差不多都记住了。他休息时,我就拿起唢呐乱吹。他不许我吹,怕我弄坏哨引子。我就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地吹后来他知道了,可我已经练会了四五个小曲了。像办喜事的“老八板”、“小开门”、“朝天子”,办丧事用的“祭腔”,还有过年吹的“柳青娘”都能吹了。爸爸看我能吹小曲了,不但没说我,反而很高兴,还经常教给我吹奏的要领,有时也让我跟着出会,与大人们一起合奏一段。人家看我这么小就会吹唢呐,觉得新鲜,很是欢迎,这样我就可以跟大人一起吃饭,挣半个份钱。七岁我就是个小小吹鼓手了。

    是个吃开口饭的材料

    农民家里没有地靠什么生活呢?我们家在村南口租了几分地的园子,生活相当贫苦。爷爷在世时会泥瓦匠的手艺,给人家干点泥水活,赚点钱养家。那年修大庙,把腿摔折了,也只能在家种点菜,照顾那几分园子。父亲是个吹鼓手,平时常应人家红、白、喜、寿事,能嫌自己的吃喝,他经常不在家。有一年冬天,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我妈妈扔下我和姐姐就上天津给人家当老妈子去了。这一去直到老,给人家当了四十年的老妈子。家里只剩下我跟爷爷奶奶姐姐生活。打草,拾柴禾,搂树叶子,打干枝,我什么都干。馋了就摸小鱼,用鞋兜回来,奶奶用锅炝炝给我吃。虽然这么穷,可穷人也有穷人的乐趣儿。爸爸吹起琐呐来就忘了一切。我只要跟爸爸出会就乐得了不得。因为出会不仅有吃喝。还能学会不少能耐。
    我们大桃园村,是个有四条街的大村,每逢过年过节都出会,有竹马会,这种竹马就跟跑驴差不多。还有碌X(左石右毒)会,这是我们武清县特有的一种最受欢迎的表演。大多是由男孩子扮演夫妻俩。妻子推着一个用布扎成的碌X(左石右毒)表演轧苇子的动作,边推边唱,丈夫戴着红缨帽扮演丑角。另外还有少林会,就是练把式的。还有吵子会,音乐大合奏。
    逢年过节,四个会一齐出,由吵子会打头,一出来震天动地,热闹极了,阵势拉开后,开始表演,先是跑竹马,然后是碌X(左石右毒)会,女角青衣打扮推着碌X(左石右毒)扎苇子,男的丑角打扮。演唱内容就是女的轧苇子准备编席,觉得自己受苦受累,埋怨自己的丈夫不争气,好吃懒做。演丈夫的丑角则在碌X(左石右毒)前边,用京剧舞台上常见的走矮子水斗的步法,作出各种滑稽相。和妻子对话演唱的是数板,开始唱;“咳!咳!咳呼咳!河东燕子河西来,一封书信二人讨.一封封了二十四个大元宝……”。我七岁的时候就开始演这个丑角了。一连几年我们村的碌X(左石右毒)会男丑角都是由我演的。村里村外,方园左右都认识我了,见面就管我叫小丈夫。我是怎样学会的呢,说起来也挺可乐的,那时候演碌X(左石右毒)会男小丑都是十三四的孩子,每到过年节前都到村头老爷庙去排练。我挤在人群里看热闹,看了几天所有的词我都会唱了。回家我就模仿人家的动作唱着玩儿,叫我二叔给看见了,他是出会的头,非叫我参加碌X(左石右毒)会不可。我到大庙一比划,把大伙都逗乐了。因为像我这么小的丑角全村都没见过,觉得太哏儿了。从那天起我天天都到老爷庙去练习。碌X(左石右毒)会的丑角,腿上得有功夫,走矮子走好了才滑稽可笑。练这一招儿,我可下了功夫了。不管是在炕头上、院里、地里、不管是打草、拾柴禾,一有空我就蹲着走,这腿上的功夫我算练出来了。这也算是幼功,六十岁的时候我还能走几步呢,这两年,由于心脏病闹的已经走不动了。
    村里年年出会,观众上百上干,我虽只有七八岁,但一点也不怵头,越人多演得越带劲儿。家里的叔叔大爷们常说:“这小子将来是个吃张口饭儿的材料。’’果然不错,后来我真的走了这条路了。

    成了小书迷

    所谓吃开口饭儿的,就是指艺人,不是说书就是唱戏的。那年月作艺的都是苦出身、但有别的出路也不干这一行。我却从小爱上了这个行当。
    在天津给人家当老妈子的母亲,每月工钱能有点积蓄,不断给家里寄点钱来。她说这钱不是给你们吃饭的,是供老二上学的。我家祖辈儿没有上学的。妈妈要用她的血汗钱供我上学。她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了,为的是我长大成人不再受穷挨饿。六十多年前的农村哪有学校哇,只有一间私塾。教书的庞大爷就住在我家后头。我七岁那年开始跟庞大爷念书。岁数小不甚懂事,但知道妈妈挣来的钱不易,念书很用功,从《百家姓》念起.一直念完了《幼学琼林》、《六言杂志》、《孟子》、《论语》。念了整整三年。在这三年中我没忘了学唱。认字了,能看唱本了,学起唱来更方便了。父亲的朋友中,有位叫邢五叔的,常到我家来,和父亲一起排练节目。他唱一口好评戏,当时叫“蹦蹦”。他有唱本,按唱本我跟他学会了整段的《小姑贤》,还有《杨二舍化缘》。在“化缘”这出戏中,我演小道童,他演小姐。除了不穿行头,不走场面,道白、唱段都和戏台上一样。这种演法在农村很流行。除了评戏我还跟他学会了“南城调”。农闲时,我就看着唱本一段段的给村里人们唱,他们都入迷了,一天不唱他们都追着我,非唱不可。当时农村没有文化生活,认字儿的不多,有我这样一个小说书的,他们乐得了不得,实际我自己也是个小书迷。我们村每逢过年过节.或大集之日,都有撂地说书的。我最爱听评书艺人宋兰亭说的《黄杨传》,黄三泰,杨香五在我脑子里印象很深。我平日积攒的几个小钱都给宋兰亭送去了。我是个听书迷,又是个说书迷。这部《黄杨传》对我后来带艺投师,拜在评书老艺人段荣华门下,学习《三侠五义》是有直接影响的。

    学徒没忘学唱

    在我听书、出会、唱戏的时候,什么痛苦烦恼都忘了,可在那个年月苦事儿是甩不掉的,主要原因是穷。十四岁那年,妈妈捎信儿叫我到天津学点手艺。正好姐姐村里有个姓韩的在天津开小纳鞋铺,托人送礼,韩掌柜把我带到天津来了。韩家纳鞋铺在河北大街,只有一间门脸儿。说是学徒,人家不让摸鞋帮子,更不让纳鞋底。每天从早到晚烧水做饭、刷锅洗碗、倒脏水,跟农村小扛活的差不多。没有两个月我累病了,夜里烧得我嗓子直冒烟,浑身上下骨头节儿疼,渴得要命,我勉强扶墙摸到厨房,见锅台有碗水,端起来就喝。可要命了。那是碗蒸馒头用的碱水,喝完不但没解渴,肚子疼得受不了。第二天韩掌柜看我病得厉害,没请大夫,找了个人把我送回老家了。这场大病,病了足有两个多月,终于还是好了。
    病好了,我又回到天津,韩掌柜见我瘦得皮包骨头,不愿收留,看着老乡的面子,把我介绍到同华利鞋铺当学徒,学徒期是四年。纳鞋的技术其实是很简单的,有一个月就可以学会,像我这样的学徒等于不拿工钱白给掌柜的干四年活,这个纳鞋作坊就是靠剥削童工发财的。童工们觉得有饭吃就忍受着干。在这四年中,我那爱唱爱说书的天性没有改,反而增强了。到了天津,扩大了眼界,每天从收音机里也能听到一些名演员的演唱。南市书场、鸟市书场更是我常去的地方。从收音机里我学会了许多段子,刘翠霞的评戏《打狗劝夫》,刘文斌的京东大鼓,王兆麟的太平歌词,我都能唱几段。学徒工每天要纳六双鞋才能歇着,有
时干到夜里才能完活。我一边纳鞋一边唱,唱上两段把一天的疲劳都忘了。因为我嗓子好,大家又都爱听,我成了学徒工中的活跃分子了。
    过年过节掌柜给俩钱,去就到书场杂耍园子听曲儿听相声。那时候著名的相声演员,时调演员如张寿臣、侯一尘、赵小福、姜二顺,都是我喜欢的演员。学徒四年,绱鞋没什么长进,说唱能耐却长了不少。这点功夫没白下,后来在我山穷水尽的时候,就靠这点说唱本领保住了我这条命。

二 在死亡线上挣扎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真可以说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有钱的人家在那个社会吃的玩的乐的,能够供他享受的东西多着呢。应有尽有。可是穷人三天两头揭不开锅吃不上饭。 每天一睁眼就疲于奔命,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们到处都是,马路边冻死饿死的人.每天都能见到几个,一点也不新鲜。
    很多人都知道我李润杰是个要过饭受过苦的人,可到底怎么要的饭,受的什么苦却不一定知道。十九岁那年,我在同利华鞋铺学徒期满了。心里想多挣几个钱也能给农村的爷爷奶奶爸爸寄去。哪知道出师的徒工,一点钱也不多挣,只能混上自己吃的窝头。再说掌柜的也不愿意留,因为这个鞋铺主要靠剥削童工发财。学徒期满他就想法子把你挤走,主要手段就是少给工钱。我离开这个鞋铺以后,每天做临时工,连自己的饭都挣不出来,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眼睁睁的挨饿。听说海河边扛大个的活儿都不愿意干,能累死人,我想即使累死也不能饿死,于是豁出命去到海河码头扛大个。到了海河边,跟人家工头说了说就算行了。工头给了个筹码,马上就干活。第一回扛的是棉子包,每个有一百八十多斤。从火车上卸下来得上大垛,跳板三丈多长,一尺多宽,上大垛先过跳板。人家常干的穿着布底洒鞋,走起跳板来不滑。我穿的是—双皮底的破布鞋,走在跳板上特别滑。有两次差点摔下去,全仗年轻腰腿活,不然摔下跳板轻则摔坏胳膊腿儿重则小命就交待了。干下这一天活来累得腰酸腿疼咬咬牙第天又去了。这大是扛土豆粉.一袋少说四五十斤,由河边住楼仓库扛,扛一袋一个大铜子。我扛的时候总是低着脑袋,唯恐熟人看见。为了多挣几个钱我要求一次扛两袋。扛了两次,觉得还可以再加一袋,一次扛三袋就是三个铜子。我只顾拼出力气多挣几个铜子,哪知道那两个上肩的人不乐意了。他们给我上肩的时候故意往高处举,使劲往下砸,差点把我弄个前栽。我当时连“哎哟”一声也没敢说.一说下趟砸得还重。为了挣钱吃饭忍了吧.下趟再不敢要求三袋了,我咬着牙干了些日子,每天挣的钱仅能吃饭,一个余钱也攒不下。
    有一天,我到南市三不管一带去找人,想托人再找个别的活干干。那时候三不管五行八作,说书的、卖艺的、算卦的干什么的都有,一天到晚人烟稠密,到那地方去的多数都是穷人。我刚刚到那里,迎面碰上一个打白旗的,旗上写招工两字,落款是吉川士木公司。这个人一看见穿着破旧的年轻人就问干活去吗?他跑到我跟前问我,我说:“干什么活?”他说:“在铁道边上捡石头子儿,每天一块二。活一点也不累,日本人来了就干点,日本人走了就呆着。这可是好事由,过了这村就没有这个店儿。你去不去?你要去先给你十块钱铺底钱,到了那儿按日开支,保准不误。”这套话把我的心说动了。因为我当时找事心急,每天一块二,比扛大个强多了。一个月要挣三十多块钱,除了自己吃饭还可以给老家寄去。身上几张当票子也该赎了。我想来想去干这活合得来我说:“轻活重活没关系,只要工钱不少给我就干。”他说:“我要说瞎话我是王八蛋。”我说:“你给铺底钱吧,我跟你去。”他说:“这地方白钱(小偷)这么多,我身上能带钱吗?跟我到柜上拿去。”我跟他来到西北角走进一个小院,西边是帐房,他叫我到北屋等着。—会儿就送钱来.我进屋一看,屋里还有不少人,蹲着的坐着的.炕头下还有躺着的,—个个都愁眉苦脸,其中有人说:“瞧又来了个倒霉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他们也是等着拿铺底钱的,又有人说:“倒霉蛋进来甭想出去了,斧把给你准备着哪,想出去你的两条腿就甭要了。”这时我才知道上当受骗了。我想冲出去,这“发现院里四五个人,都拿斧把木棍,眼睛盯着北屋。这下可把我害苦了,没处说理去。我的身上还带着快要押死的当票哪。完了,一切都完了!也只有听天由命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悔也来不及了,。到了饭口,外边有人叫喊,叫我们到院里排队。还说谁要是逃跑打死勿论。当时每人都发了半面袋干粮,两个咸菜疙瘩头。有个头儿带着我们走出小院,一直走到法国桥(现在的解放桥)附近的码头上,才停住步。河里停着一艘小火轮,上轮船时有日本兵点数,这时我才明白,招工的人贩子把我们卖了,被骗的人当时都傻了。胆大的想逃跑,豁出命往河里跳,对岸就是卷烟厂,一连跳下三四个人,我不会水被赶下舱去。管事的大声喊叫:“谁要再跑日本人就开枪了。”我从船的窗口往岸上看,见一位老太太,追着小火轮哭喊儿子,声音凄惨极了。我想起爸爸妈妈姐姐,他们谁都个知道我被人家卖了。我从窗口向远处望去,心里说:妈妈呀!这辈子也许见不到你了。眼泪刷剧地往下流。
    船在大海里航行了一天两夜,船小风浪大,把船上的人折腾得死去活来,人们都在舱里等死,心里什么都不想了。我身旁有个管帐先生,也是被骗来当华工的,他嘴里不住地念佛。海上行驶了两天两夜,小火轮终于渡过了难关,来到—个小码头,我虽然大难不死,也只剩下半口气儿了。
    上岸后,又坐了一天铁闷子车,才到工地,到了工地后,没两天就死了一个人。在土坡小树上有人上吊了,人们跑去把这人弄下来一看,原来是在轮船上念佛的管帐先生。为什么在轮船上那么难受都忍过来,到了工地他却上吊了呢?人们猜想一定是在船上还抱有一线希望,到工地一看,那点希望立刻破灭了。所谓工地,就是日本人用铁丝围起来的一片野地。华工来以后用竹片搭窝棚。每天挖大沟、挑土筐,周围守着日本兵,工头拿着大棒子。慢一点就打,出的汗能浇湿地皮,没水喝,人们就喝小河沟的泥水,那帐房先生看到工地这种情况,以为到了地狱了,他就把自己吊在树上离开了这人间地狱。
    有时夜里三点就开工,干到九点才能回窝棚,三顿饭都在工地吃。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窝头,稀玉面粥,咸菜和盐豆。晚上睡觉时,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在门口站岗,小把头们在铁丝网周围巡逻,真是天罗地网,插翅也难逃出去。人们挤在狭小的窝棚里,气味就别提多难闻了。不多日子,一种传染病就在工地传开了。人们得了这种病就发烧拉稀屎,头晕脑胀,站不起来。小把头听说有人病了就生气,跑进窝棚里给人治病。他嘴里喊着给你治病,手里的大棒就打下来了,两棒子下去病人就不动了,没多会儿就咽气了。把头打死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偿命.他们也是中国人,当了日本人的走狗,比日本人还狠,这样的中国人万恶之极。
    工地上九百多华工,不到三月的光景只剩下四百多人。打死的,病死的,累死的天天都有。离工地不远就是埋人的地方,野狗成群在那地方转,吃得肥极了,眼都是血红的。死人埋得很浅.野狗几爪子就能扒出来,不到半天就光剩骨头了。别说也有胆大的逃跑了,逃出虎口离开这地狱,也许还有一线生路。不跑只能等死。
    我干了三个多月,也被传染上那种病。我想过不了几天也得被抬出去,与其在这儿老老实实等死还不如逃跑,跑出去也许还能有活路。逃跑的决心下定了。
    华工里我有两个要好的难友,一个叫房仁奎,他是天津郊区孙庄子的;另一个是静海县的杨仲和。这一天晚上九点多,在收工回窝棚的路上,三个人一同商量逃跑的事。我把早已想好的逃跑路线告诉他们,约好趁今晚吃饭混乱之际,什么也不要带,先钻出西南角茅房后面的铁丝网。只有那的铁丝网能钻出人去。钻出铁丝网就飞奔对面一座小山,一到山上,钻进树林子,日本兵的枪也打不着啦。只要能跑到山上,咱就算活了。如果日本兵打枪,咱就散开跑,到小山后面见面,不见不散。三个人就按我的逃跑计划干了,趁大伙吃饭混乱之际,我们仨钻出了铁丝网,猛劲儿飞跑,什么也不顾了。漆黑的夜里,连点星光也没有,我的耳边只听见风声呼呼的响,跑了半天也都没听见枪声。日本兵没发觉,真是万幸。一口气儿我们跑出足有十几里地。仨人谁也跑不动了。出了一身粘汗,衣服全湿透了。我们躺在庄稼地里喘粗气,又累又饿又怕,不敢睡觉,担心日本兵小把头追过来。在庄稼地藏了一宿。天刚蒙蒙亮,刚能看清眼前小道口,见不远的地方有座高山,光秃秃黑乎乎看不清真面目。又见山下边白墙黑顶子的房屋和几棵树,影影绰绰的可以看出山那边是个小山村。仨人身无分文,饥肠饿肚,拖着疲劳不堪的腿,走向那个小村儿,去寻找一线的生路。
    沦为殖民地的东北三省,中国人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过着饥寒交迫暗无天日的生活。这是民族压迫,亡国奴的滋味,我是深有体会。我恨日本兵,恨那些为日本人死心塌地效劳的,在中国同胞身上榨油的汉奸把头。阶级仇、民族恨在我脑子里深深地打下烙印。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我对过去的苦难的历史有了更高更深刻的认识。那时只知道自己是走倒霉字儿,都怨命运不济,到何日才能时来运转呢?遥遥无期。不幸中之大幸是我逃出了华工队,保住了只好条命,在那个年月虽逃出虎口,但要保住这条命也真不容易呀!
    从华工队逃出来以后,我身上带着病,和那两位难友相依为命。三个人为寻找那一线生路,来到铁矿山附近解家堡村。在这村遇上铁矿山的小把头,姓吴叫有德。就因为他的这个名跟他的人性相符,所以至今几十年,我都没忘。我们向他打听铁矿山用人不,他说用并说一天两角钱管饭,一天一开支,愿意干就跟我去。房、杨二人说:“我这位兄弟有病,现在干活不行,歇几天好了再干,饭钱由我们俩负担。”他满口答应,把我们带到大把头家里,吃了顿高梁米过水饭,就了点大酱,房、杨二位就跟小把头上山上。我在院里等着,心里无限感激二位难友。
    他们走后,不大工夫,小把头回来了,他叫我也上山干活去。我说:“不已经讲好了吗?等我的病好些再于活。”他说:“矿山不养闲人,不干活就走人,有病的根本不要。不上山马上离开这疙瘩。”我只好跟他上山。山上就一样活,装铁矿石,推轱辘马铁车。这活在我没病时不算事,比在华工队挑土筐轻多了。因为身上带着病,四肢无力,净出虚汗,拼出吃奶的劲头来也只能装车、推车,想翻车把石头倒出来说什么也翻不动。房、杨二位便帮我翻车。在装第三车的时候,一低头,只觉得一阵头晕,天旋地转眼冒金花,一下子从两三丈的石堆上滚了下去。手腕子又摔劈了,疼的我直冒汗。房、杨二位路过来,撕下衣襟破布给我缠上,他们心疼我,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把头看我摔着一句话没问,还高声催促快干活,就这样我咬着牙,忍着病痛,干到了月底发薪日。小把头说:“你们仨这个月除了伙食钱,没有剩下钱,下个月好好干就.能见钱了。”我们拼死拼活又干了一个月。把头一算帐说:“这个月也没剩下几个钱,下个月一块算吧。”到了第三个月,他说:“这个月份,天快冷了,冬天没棉衣能把你们仨冻死,钱在我这儿存着吧,存够了结你置棉衣、棉被。”我们这回可明白了,不听他那一套。“不行!钱我们自己存,把钱给我们!”吵闹了半天也没把钱要出来。小把头是个地头蛇,惹不起他。决不能在这干了,我们决意要离开这座矿山,到鞍山市里去。可房、杨二位但心被华工队把头认出来。这时我的病也好了,决定由我先到鞍山市里去,找个给现钱的活、再来接他们二位。那时已到深秋,天冷了,他们见我身上衣服太单薄,就向一块儿干活的山东人李大爷商量将他一件穿不着的铜扣子左大襟破棉袄赊给我,下月发薪用我的工钱给李大爷。李大爷当时就同意,这样我穿起铜扣子破棉袄和一双旧棉胶皮鞋,拔腿奔鞍山去了。
    鞍山的钢铁工业比较发达,那时候铁矿山、炼铁厂、炼钢厂、钢管厂很多,大部分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因为日本人很需要中国人给他们干活,所以到了鞍山,就在铁道西的久保田铁管厂,找到了活,每天两角伍分钱,给现钱。我在翻砂车间干活,这个车间又脏又累,又呛又热。用木榔头打碎铸铁管子上边的砂壳,就是我的活。铁管子上的砂壳都是热的,冒着青烟,我举着木榔头一连气打了几个小时,累得满身大汗,呛得喘不过气来,脸上脖子上都是砂粒子。日本人只管赚钱,工人的死活他们是不在意的。我本想很快去找房杨二人,可又一想,这种活,他们能愿意吗?不如我先干干试试,如果能转到别的车间去再找他们也不迟。想不到与他们分别后再也没有见面。在这倒霉的翻砂车间干了不到一个礼拜就出事故了。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黄鼠狼专咬病鸭子。有一天,干到下午快下班时,我伸手将铁管架上的砂壳搬到地上,没注意天车上的铁管子下来了,正好压在我的手上,我用力一拔,手指甲被烫坏了,指甲掉了一个,鲜血直流。日本人正好来查工,见我没干活,上来就打我两个嘴巴,把我赶出工厂。我托着受伤的手流落在鞍山市的街头。身上没有分文,手指肿得像擀面棍儿,实在不能干活了,肚子饿得直叫唤,就是在这眼前无路可走,山穷水尽的时候,我开始要饭。走到一家商号门前站立半天,也张不开口。走到人家门前三四趟。也伸不出手来。一连两天多没进一粒粮食,饿得我头晕。晚上我就在铁道西老君庙台阶上,找个避风的地方睡觉,夜里冻得打哆嗦。天气越来越冷了。老君庙门口住着不少要饭的,有的人没有手指和脚趾头,他们说都是夜里睡觉冻掉的。处在这种境地,心里难受极了。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眼泪就是止不住了。想起了爹娘、爷爷奶奶。妈妈还在给人家当保姆,奶奶疼我、爱我,可我长大了不能挣钱养家,连自己也将要饿死在这相隔千里的异乡。老天爷呀!人们都说天无绝人之路,可我这二十一岁的小伙子,一线活路也没有了。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成。一个人没家没业无依无靠。这样还不如死了好。我想起华工队那位管帐先生上吊的情景。我想上吊,上吊也得晚上,白天有人看见死不成。人要是到了要自杀的境地也就没有眼泪了,只是两眼发直,呆呆的发怔。嘴里不由自主地哼唱起评剧的大悲调来,似哭似唱。人要自杀了,怎么还能唱呢?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这种评剧的悲调正合我当时的痛苦心情。那不是唱,实际是一种比哭还令人难受的悲鸣。
就在这时,老君庙台上已站了不少人。都在瞧着我听我唱戏。我心里只想死,一点也没发觉。忽然,人群里有人喊;“唱得不错呀!再来一段!”我这才发现身边已围了不少人。当时我心里直跳,脸也红了,刹那间求生的欲望又复活了。所以说人死往往是一念之差。当时我红着脸又给大伙唱了几句。因为我从童年时代就爱唱评戏,跟邢五叔学过《小姑贤》、《打狗劝夫》、《杨二舍化缘》,在鞋铺学绱鞋时,从收音机里又学会评剧老艺人刘翠霞几句唱腔。这点技艺,在这时竟发挥了作用,对我来说起到了起死回生之力,它救了我的命。
    周围的人们大多是刚下班的工人,他们听我唱了几段后,纷纷给我凑钱。有人给我一顶旧皮帽子,还有一位老大爷送给我一件青布夹袄。他还问我这么年轻怎么落到这步天地。我就把自己怎样受骗当华工,又怎样在工厂砸了手,如实地讲了。他很可怜我,并热心地为我找工作。他带我到立山找他的朋友,为我介绍工作,不巧他的朋友没在家。虽然没找到工作,我心里很感激这位热心人。在立山我住进了沙河田家老店。在田家老店我学会了数来宝。这也是我一生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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