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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漫话天桥撂地卖艺生涯

时间:2004-01-27 17:54来源:《曲艺艺术论丛》第五辑 作者:高凤山 点击:
  

   去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了给一个广播剧配效果,找我和罗荣寿同志录了一段旧社会相声艺人撂地演出向听众敛钱时的“杵门子”;最近,《曲艺艺术论丛》编辑部将王决同志从抗战前的旧画报上复制的一张天桥撂地艺人演出的照片,给我来看,这两件事引起我不少的记忆和感慨。关于相声艺人撂地演出时的各种技艺,侯宝林同志在《相声技艺》一文(载《文艺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三期)里说得很详细,我无须重复了,只想从另外的角度谈一点感想。

    近几年来,相声艺术的格调、趣味引起内、外行的不少非议,有的青年演员:说这是倒退到天桥撂地时代了。我觉得这种说法,只有部分的道理,而不是全部的道理。的确,天桥撂地时说的相声里有不少糟粕,是解放后大家都抛弃了的,现在不应该重新捡起来,造成精神污染,在社会上散布。但是,天桥这块“宝地”(包括各个庙会和市场的明地)在旧社会确实造就了很多曲艺和杂技的艺术家,这也是不容抹杀的事实。其中也有不少道理,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天桥撂地为什么能造就人才呢?我总结了两个字:一个是“饿”,一个是“争”。旧社会的艺人都是因为生活所迫,才走上学艺、卖艺这条路上来的。撂地卖艺并非易事,因为同行很多,必然有个竞争。拉洋片的、变戏法的、摔跤的、练把式的,以至小戏园子也都各有一套招徕观众的绝技,想在地上挣钱,没有一些争强斗胜的本领,是办不到的。我想,还是谈谈我个人的经历吧。

    我自幼住在金鱼池,离天桥很近,常去转悠。爱学大金牙的拉洋片,唱得很起劲,也爱上了各种说唱艺术。后来就追着撂地唱数来宝的曹麻子,拜了师,想跟他学艺。没想进了师父门,光是伺候师父、师娘就累得够戗,哪有学艺的时间呢?我练打大板和节子板,是给师父到外边拣煤核的功夫,自己琢磨着练出来的;学唱《一窝黑》、《诸葛亮押宝》这些段子,是听师父唱,自己强记硬背下来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口传心授”,全仗自己“偷”。就这样,到了三个月,师父就说了:“我不能老养活你呀,你得自己奔去!”从此,我就走了卖艺的道路。先是撂地唱数来宝,后来又学说相声。那时候,我师父唱数来宝,是蹲在地上唱的,不准站起身来,这大概就是“传统”,我也跟着学。这种唱法,只能脸部有点儿“发托卖相”,没有什么表演身段,不大能吸引观众。后来,由于我常到天桥的小戏园子里听京戏、河北梆子,就总琢磨:人家唱戏的不但讲究唱,还有各种身段表演,能把各种人物演得活灵活现,分得出张飞、李逵来,莺莺、红娘也绝不一样,我的数来宝为什么非得蹲着唱呢!还是“偷”吧!我自己就琢磨着人家的表演身段,下功夫练。练了一阵,索兴就站起来唱我的数来宝。加上各种表演身段,再加强险部的表情,搞了一套手眼身法步与演唱内容相结合的方法,打破了传统。用现在的话说,可以叫改革,叫吸收借鉴,当时的目的可就是一个“争”。“争”是为了解决“饿”,为了争强斗胜、多挣钱。当时天桥撂地的艺人也都跟我一样,必须“争”,才能在这块地上生存,发展起来。因为在地上卖艺,直接面对着听众,一个段子使不好,一个包袱使不响,听众扭头就走,少了一个听众,也就少敛一份饯,那真是“立竿见影”的事;如果听众一哄而散,自己的力气也就白使了。这样,艺人就不能不钻研自己的艺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争”,要在提高艺术上去争,光靠歪门邪道去争,艺术生命是不持久的,也会被同行所不齿的。想在地上站住脚还是不行。

    我站起来唱数来宝,不久就受到听众的赞赏。当然,我最初的表演身段,还是很粗糙的,但是因为是一个人的突破,显然有些师兄弟还不以为然,可是观众满意,也就给了我很大鼓励。后来,一些戏曲界的前辈又给了我不少指点,在艺术上才逐渐成熟起来。这也使我养成了钻研艺术的习惯。我的文化程度很低,可是每学一个段子,我总要一字一句地琢磨它,为什么非要这样写,其中表现了人物的什么思想感情,描写了什么样的情与景,用什么样的身段与面部表情才能准确地表达内容,使听众感到逼真、传神。有哪些自己弄不清的、缺乏生活体验的东西,怎样去学习、体验,弄通了它,再用艺术加工的手段去表现出来。这样,我的数来宝也就唱活了,说相声也能把内容和人物说活了。我们这一行常说“艺者不易,术者无数”,就是说,搞艺术确非易事,而它所需要掌握的各种知识、艺术手段又是数不尽、学不尽的,真是“学无止境”。艺术总是有高峰,而没有顶峰的。

    艺术的发展,要有改革的勇气,要有竞争的勇气。撂地卖艺,客观上有竞争者,你不想跟别人争,别人也会跟你争,竞争才能促进艺术的改革与发展。除去客观上有争,主观上也要敢于争。我十四岁的时候,常宝堃已经有了些名气,在上海灌了几张唱片,其中也有使数来宝的,我听了以后就不大服气,觉得他嗓音、口齿都还不如我,我就想到天津去跟他争一争。费了很大劲,到天津三不管去撂地卖艺,虽然,在名气上我争不过他,也总为数来宝争了一口气,受到天津观众的欢迎。解放后,也还有竞争。师弟李润杰吸收评书的路子,把数来宝发展成了快板书,迎合了时代的需要;王凤山在演唱上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我都很高兴,有不少地方我也向他们学习,吸收为自己的东西。不过,这就是友谊性的竞争了。

    解放以后,艺人翻了身。接着民营的曲艺团又得到政府的扶助,称为民营公助,后来又改为国营艺术体。我们在政治地位上改变了,成为文艺工作者,艺术上有成就的还被称为艺术家。生活上也有了保障,再也不用撂地卖艺,也不会再挨饿了。可是这些年来,我心里总有一块病,就是觉得我教的学生普遍缺乏上进心,因为缺乏了一种艺术上的竞争心,也就不求进取,不求在艺术上下功夫,基本功都不扎实。你去教他,他又不肯下功夫去练。这是什么毛病呢?难道只有“饿”才能逼着人们去“争”吗?我总想不通,也不敢跟谁去说。最近,我才有些新的认识。我觉得,艺术团体在国营以后,吃上了大锅饭,确实产生了一些弊病,如果不在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上进行必要的改革,对于艺术的改革和发展是不利的。正象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所说的,再不改革,很可能就“无药可救”了。我切实盼望着,我们的艺术团体经过有效的改革,能促进演员在艺术上的钻研劲头,把艺术逐步提高起来,胜过我们这一代,形成一个新的高峰,使曲艺艺术重新繁荣昌盛起来。

注:

①  “杵门子”:撂地演出上时,艺人说完了一个段子,为了不使听众一哄而散,要一边敛钱,一边继续说的一段对口活。内容既有对围观不散的听众的恭维话,也有对散走的听众的挖苦话。

②  这张复制的照片有些模糊,根据景象看来,似乎是初夏黄昏以前,一个说单口相声的艺人用大白在地下一边写字,一边说或唱太平歌词的模样。在相声技艺里原有白沙撒字一项,后来由于白沙很难买到,多改用大白写字。根据景象判断,艺人可能是个“捡板凳头的”,即在下午六点左右,下午占场子的艺人收场以后,有些艺术水平低的艺人继续用这个场子卖艺。但这时天桥游人已渐稀少,艺人的收入也就微薄得多了。这张照片反映的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惨淡的景象。(关于白沙撒字,参见侯宝林《相声技艺》中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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